芮恩一拍桌子说道，“那我们得赶快行动，拖一天就多一些风险。”
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由芮恩和王组长在制定，吴晓萌主要负责记录和后勤，我基本上变成了多余的了，除了给他们倒个水，剩下的就是听安排。创业过的人身上流淌的热血其实不适合朝九晚五的上班，我习惯了单打独斗，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对事情的评价标准只有得失，没有好坏。与其说是创业，不如说是在取舍。
处理案件的过程远远比我想象中要复杂的很多。用了一整个上午的时间才初步敲定执行计划。虽然跟上海时制定的方案差不多，但丰富了很多重要的细节。因为现在的案子可能牵涉到权利部门人的贪腐，我们必须要做到经得起别人的怀疑。现在信息传递速度太快，想要在别人眼皮子底下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太难了。
比如我们一看就是外地人，是如何知道苏拉教的。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找一个已经是苏拉教的教徒介绍的就可以了。所以接下来如何能让苏拉教的教徒给我们介绍就需要好好谋划一下。
王组长手上有目前苏拉教的一些人员清单，这份清单就是从派出所调过来的。芮恩做过卧底经验很丰富，对清单进行筛选，筛选的标准是女的，家里有钱，四十几岁，有产业的。为何要依照这个标准来她没解释，只说到时候你们就明白了。万幸清单中找到了一位符合的人，名叫王凯丽，王组长的本家，家里在市里有几个门面，靠收租过上无忧的富足生活。
现代社会的房东就像古时的地主，不用自己干活，靠收租就可以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不管刮风下雨他们的收入都非常稳定。记得03年非典时期，堂哥想开个超市便利店，觉得疫情期间房租肯定会便宜。谁知道当他打听下来确实空的铺位比平时多，但租金一毛都没少，问了原因之后，只觉得伤害很小，但侮辱性极强。房东说宁愿租不出去，也不愿意降房租，这个地块市口好就值这个价，再说疫情总会过去的。到时候还愁租不出去？给你便宜一个月2000块，一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