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庞煌用另一个时空的常识性眼光去看朱元璋对老百姓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性干涉，不可能得出什么正面的结论。很显然，若严格执行朱元璋的“知丁法”，只可能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还极其缺乏活力，因为百姓们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职业当中。
儒家政治理念的一贯原则，就是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安定—对于治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朱元璋必然不会忘记，游手好闲的流民们是如何摧枯拉朽般推翻庞大无匹的蒙元王朝的。他更不会忘记，元末的那些流民，有很大一部分正是这些不在四业之内的“逸夫”、“游食者”。《大诰续编》里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嘉兴府的“逸民”徐戬等七人伪造印匣，裹在包袱里。瞅准朝廷的粮船即将起锚，就背着这个假印匣沿河而行，装成催粮的官吏，一路督责运粮船只。行至江苏县杨子桥，几个人在路边的民舍前停下来，架设起笔墨纸砚，开始点视盘诘各路粮船，故意刁难找茬，索取钱钞。可惜不幸被抓了起来。
朱元璋最后感慨道：“如今民间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是。如果不实行‘知丁法’，游民遍地，良民何处容身？朕又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所以‘知丁法’这个事情，良民们一定要协助我完成，如此天下即日升平！”
“发动群众反贪”与让群众互相监视的“知丁法”。看似两条完全对立的政策，其本质却是一样的。前者依赖群众。目的是清除官僚—胥吏集团内的污吏；后者让群众互相监视，目的则在于清除群众当中的游民。在朱元璋看来。胥吏蛀坏了官僚集团，而游民则破坏着底层社会的和谐。
朱元璋曾如此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帝国：“我极力想恢复古圣王的制度，使民复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无官通之忧，无盗厄之苦，是以作息自然，朕尝慕此。”而这些污吏和游民。正是阻碍这一理想国实现的大障碍。而且是二位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