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崇道之说，更是无可辩驳，唐明皇把道教的地位放在儒、佛之上。给老子加的尊号是“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比孔子的文宣王封号高出许多。老子既然称“皇帝”，祭祀老子的玄元庙也就升格为宫，老子之后的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被封为“四真人”，其著作不再列入子书而称“经”。
开元二十五年，唐明皇下令置玄学博士，在科举中第一次出现了道举，考试办法依明经举。玄宗还在中央设立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一百人，作为研究道学理论、培养道学人才的地方。后来，又将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改为学士。玄宗对道学颇有研究，他曾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并令天下庶人家，每户必备《道德经》一部。
天宝之后，唐明皇崇道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年举行郊祀典礼，首先到太清宫朝拜老子。次日，享太庙，祭祀李唐王室列祖列宗。次日，合祀天地于南郊。
但是说不抑佛就还要智光和尚进行解释了。
因为在开元初年，唐明皇曾下令沙汰僧尼，限制兴建佛寺，禁止铸像写经。这些抑佛措施，是在武则天末年以来，佛教势力过分膨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危及李唐王室，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定情况下实施的。
但是智光和尚怎么能说唐明皇不抑佛呢？
看出了朱标的疑惑，早有准备的智光和尚解释道：“开元三十年继颁布御注《道德经》后，明皇又把《御注金刚般若经》颁行天下。事实上。除开元初期极短暂的“抑佛”外，唐明皇帝并不限制佛教的发展。开元二十六年曾诏敕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两寺。次年。又敕天下僧尼遇国忌日就龙兴寺行香、散斋，千秋节就开元寺祝寿。”
智光为什么一直拿唐朝的历史状况教导朱标。这也是庞煌的一个漏洞，他以唐朝时道教为国教这一点，进行了大肆的宣传，在很多人的眼里，建文皇帝是继承和发扬盛唐时的政策，而潜心钻研数十年的智光很容易的就在其中找到了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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