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槁木的老人，和我爷爷先后脚离开了。六兄妹中，唯有排行老五的姑奶奶还在，但她是女人，入不得族谱。
其他几位我不清楚，但我听上一辈的人讲过，我爷爷在文革初期就是林业站的站长，胸前是戴过大红花的。好像还参加过县长的竞选，不过后来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落选了，老年了也过得很凄苦。
所以我实在搞不明白，曾祖父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后来的十八个孙子？说到十八，这个数字也是挺有趣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寺庙里供奉的罗汉像。
没有文字记载，太多东西看上去都显得杂乱无章，只能靠猜测，然后任由我肆意编造。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很佩服的。
曾祖父葬得很远，我们都是一年才去一次。但每一次去扫墓的时候，那里都很干净，除了坟头，四周没有杂草。据说我曾祖父还在的时候，就付给了那块地的主人额外的一笔钱，让他帮忙打理。
大伯告诉过我，人死后要是埋得远，最怕的就是“房子”周围不安静，所以一定要请左邻右舍帮着照看。
我不知道是别人心善，还是有人一直在维持着这笔钱。也不知道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大伯告诉我说，今年该你交份子钱了。那我倒是不会云里雾里的，觉得惊讶了。
我挂了电话，胡乱想着这些东西，倒把之前的事忘得七七八八了。我倒不是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只是我这个人特别健忘。有些东西我都是当时觉得震惊或者害怕，再过一会儿就又没事了。可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是生性乐观，这只能证明，我健忘症又犯了。
为了去见大伯，第二天我很早就去了医院换药，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就没有挂消炎水。这大风吹着，总不会再出汗给感染了吧。
我换了新的外套，然后在家等着大伯的电话。想了想，就把那个狼牙坠子也揣在身上了，这毕竟是我从那里面带出来的唯一的东西。虽然不见得有什么用，但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过了一会儿大伯的电话打过来，让我到街口去坐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