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宋朝实施的两税制，夏税征收货币，秋税征收实物。赵昺的意思是现在海南物产不丰，应征收实物储存以备荒年。但庄世林以为还是货币好，他以为以钱定税除了便于收取外，农民为了纳税，必须卖出他们的农产品，换回货币。而官府可以通过货币购买所需的粮食，雇佣人力。如此便会促进商品的生产制造和流通，还能增加商税的收入。
赵昺想想也有道理，以货币征税便使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必须和市场直接发生联系，扩大商品生产的范围，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而帅府军那些人手里攥着大笔薪饷花不去，还会引起通货紧缩，并不利于长久的发展。同时大量粮食的上市，还可以使俚人更为方便的获得粮食，从而缓解他们粮食短缺的状况，还能增加双方接触的机会，对缓和双方矛盾也有益处。
反而言之‘肚里有粮心中不慌’，赵昺还是觉的应该保守些，他实在是被甲子镇时的粮荒吓怕了，几千人等米下锅，而粮食高价还买都没处买去。因而他以为应该保守些，步子不要迈的太大，全面货币化要等待海南粮食彻底能达到自给自足，家家户户有余粮时在实施。
两人算了算，帅府军一年消耗粮食要在五十万石，在增加二成的基础上收取，这样他手里就有六十万石粮食可用。而农民手中尚有余粮可用以供应市场，余额则以货币收缴，用于地方政府的开支，而商税则归军用，不足部分只能由帅府自筹。但赵昺以为只靠积蓄和造假币是不行的，还需要发展实业，促进出口，挣老外的钱才是长久之计。
减税这事儿表面上看赵昺似是吃亏了，其实事实上他并不亏多少。按照大宋税制，田赋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夏税钱三文三分，秋米七升四合。一百五十万亩地可以约收钱六千贯，粮食十二万石，而帅府和地方需要至少钱四百万贯、粮食七十万石才够开销，缺口有多大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全需通过杂项税赋填补，平均每亩地负担四贯钱、五斗粮，敲骨吸髓般收取都不够，说到底还得他掏钱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