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听罢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官’这个群体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还是小人居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义忠信和**贪残。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权，势必造成满朝文武同恶相济，形成全方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
而一旦坏人掌了重权，按照与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游戏规则操纵属下，在这种情况下，所在地方官要么为虎作伥，要么遭罢免而淘汰出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待他们形成气候，地毯式、塌方式**不仅会涉及到各层官员，甚至连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机大捞一把的机会，而朝廷想整治都无从下手了。
再想想自己当初幸亏挑选了应节严、江璆这样的正直人作为府中的首官，赵孟锦、蔡完义、刘洙、郑虎臣等尚有廉耻、忠义之心的将领作为辅官，而没有贸然任用那些徒有虚名之人。当然赵昺当时这么做也是出于保命的需要，以防止被人给‘卖’了，加上为了能在琼州立足，快刀斩乱麻的将原来有问题的官员几乎换了个遍，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这虽然多半出于偶然，现在琢磨一下也够让人心惊的。
“先生，这些奸佞初露端倪之时，朝中那些正直之士为何不能将他们扼杀于萌芽之中，反而要加以利用，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呢？”赵昺清楚坏蛋也不是一天就能炼成的，大宋三百年历任君王并非都是昏聩不堪，名臣也出了一大堆，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出现这么多奸臣也是需要反省的。
“陛下之言一语中的。”邓光荐言道，“仁宗朝里，多数士子都能遵循圣贤之言，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人生信条，以奢侈为耻，对贪渎丑行更是嗤之以鼻。他们常为政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丢官，但却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至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虽然也有贪官，可只为个例，且得以严惩，难改正直之风。”
“我朝贪腐之风却是肇始于王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