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临安城已经半个月，如今江浙地区的官员皆以到位，陆续建立起各方地方政权。赵昺知道朝廷已经离开江南十年，虽不算太长，却也不短，散布在此的蒙古人极其附庸已然站住脚。当年抗日战争不过打了八年，但汉奸、伪军却是以十万计，他估计当下也不会太少。因而不论是处于稳定局势，还是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些人都必须予以镇压和清除。
赵昺因此屡次发布诏令，对于蒙古官员和其走狗务必要除恶必净，号召百姓检举叛宋者，实施首恶必除，胁从不问的政策迅速分化敌对势力，一经查实报知州府即可行刑。中国的官员历来有一种本事，那便是都会超额及超标准完成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更何况行朝保留下来的官员多是与蒙元有着血海深仇的民族主义分子，即便不是也在琼州被‘洗脑’了，因而对诏令执行的十分坚决。
在短短的旬日间，各处报上被抓捕和处死的蒙元官员就有上万，叛宋的汉奸更是达到数万人之多。赵昺知道这个时候自己不能手软，也不能心软，只有让全民参与进去，并都让大家沾上血，如此才能尽快使基层百姓跟自己走，防止鞑子来了反攻倒算，保卫自己刚刚从‘新政权’中获得好处。
所以赵昺对这种‘滥杀’并没有制止，反而予以奖赏，并同时要求各地官员积极执行‘绍兴议策’，减免不合理的税赋，将没收的田地分与无田百姓；借机宣传行朝的法律、政策，选任本土德高望重的爱国乡绅充任基层官员。而这种纵容使得镇反如火如荼的的展开，至于其中是否有几个冤死鬼，也只能暂时放下了。
不过赵昺也知道这种政策过于偏激，但是非常之时必须行非常之事，自己现在需要尽快稳定后方，也需要大量的财赋收入，以便支撑庞大的战争支出和重建的费用。自然这种劫富济贫的政策是最有效和快速的方法，不仅能够解燃眉之急，还能解恨出气。但他也严密的注视这事情的发展，防止肃反出现进一步的扩大化，引发时局震荡，百姓惶恐。
另一方面对长江南岸沿江重镇的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