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在皇帝脸色渐渐平静下来，但是无不心有余悸。刚刚这些士人们的话可谓是大逆不道了，在世人眼中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权力之源，可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君主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执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如此可谓是将皇帝的权力全部剥夺，当菩萨供起来了，而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几个伴驾的人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担心再度引发小皇帝的怒火。但是他们想的还是有些偏差，对于权力赵昺当然是不愿意撒手，尤其是不放心交给这些士人。而另一方面，他前世毕竟是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对共治并不排斥，问题是当下最多只能说萌芽，却没有共治的基础。
再有就是对士人遭此大变，并没有反思他们在其中是失误，反而将责任推给皇帝，以为正是没有实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导致亡国。依然强调士人昔日的功劳，怀念当年的‘美好’生活，丝毫未触及事情的根本，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只是一味的推卸责任。
想想宋立国之初，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不无形势所迫之意。当时赵匡胤玩了手‘黄袍加身’的戏码，抢了柴家幼帝的天下，他也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根本无从与贪婪的文官和对权力虎视眈眈的武人官僚系统相对抗。为了巩固皇位，于是其大肆打压武将势力，扶持处于弱势的所谓“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御武制度。
真正的儒家治国之道本应是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抚万民，德以柔中国、形以威四夷的内圣外王之法。而士大夫这个群体，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下应体恤万民、通达民意，对上应为民请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