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对于未来如何处理敌占区的蒙古人十分头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普遍存在。只是改编鄂州降兵不仅在朝中，就是在军中也是引起了诸多的反对声，不信任一直存在，便是当下参战也是质疑声不断，担心他们的反叛会将整个计划破坏。好在当下护军五旅打得十分顽强，这才压下了质疑声。
从本心来说，赵昺当然以为最好的敌人就是死人，只有从肉体上消灭才是最放心的。但是他也懂得一味的屠杀并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你将所有与蒙古有关的人员尽数屠戮，那又由谁来提供税赋和从事生产；且屠杀虽然能够起到震慑作用，让敌人不战而降。可同样屠杀也会引起敌军更为坚决的抵抗，死战不降，这对于宋军未必是什么福音。
而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杀俘同样会让引发朝中的反对声。别看那些士人们一个个嚷嚷着杀尽鞑虏，并对敌占区的同族百姓都充满不信任，可要是真将这些降兵都宰了，他们一定会转而将矛头对准自己，什么杀俘不祥、残暴不仁、嗜血好杀……等等一连串的帽子都扣在自己的脑袋上。反正他最后是杀、是用皆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赵昺明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侵略者或是殖民者要能够成功统治所谓的侵占之地，最为重要的就是统治者‘得人心’。当然这里的所谓人心并非所有人的心，就是现代的西方政党选举也只是最大程度上动员自己的支持者，能够取得到中间力量的认可就是硬。
满清能够成功统制中国二百年是获得了明朝旧官僚的支持，且获得了士人和地主阶层的认可；日本人能够占据东北同样是利用了满清遗族的力量，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才得手的；至于现代强权国家的吃相稍微好看点儿，不再直接占领，而是通过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和政党，建立傀儡政权，从而实现间接统治。
所以只靠杀人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策略，并非是实施长久统治的明智之举。就赵昺而言，当初群臣对他继承大统百般质疑，但也不敢动手杀人，便因大宋的国策即是‘与士大夫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