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清楚清流不断的上书，摘指自己穷兵黩武，反对继续对蒙元用兵，又对第二军在攻取寿州城造成百姓严重伤亡的事件穷追猛打，甚至提出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的言论。根源上还是担心武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士人被边缘化，所以欲借题发挥打压武人集团。
对于北伐在计划之初，其实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几位重臣也隐晦的表示刚刚收复江南根基未稳，粮草不足，应该缓而图之，将精力放在稳定内政上。赵昺也认为言之有理，也是担心朝廷财政困难，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从而导致攻下来却守不住的结果。
所以在制定战略时趋于保守，将战争规模划定在江北一线，已夺取军事要地，重创屯驻两淮地区的蒙古军团为目标，从而实现缓解江南的军事压力的目的。而没有想到玉昔帖木儿的野心更大，居然想举两淮之兵再度攻取江南，导致赵昺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不得不随之改变，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战线也越过两淮，逼近中原。
战争的胜利，必然会造就一大批武人以军功进阶，进入勋臣之列，并步入朝堂。且在收复两淮之役中，赵昺任命了一批军中的将帅治理地方。而在朝堂派遣的接受新占之地的官员来源，不但有在太学‘回炉’的士子，也有熟知政务的吏员及从退役的军官，人数基本上三开。
按照赵昺的经验，新收之地往往在初期会有一个动荡期，不仅有敌人残军侵扰，且民心不稳，盗匪猖獗。这就要求接收的官员不仅有治理地方的经验，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经验。毕竟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战线也时有反复，地方主官不仅要担负起剿匪缉盗，保境安民的责任，也要做好组织军民抵御敌军反扑，支援前线作战的准备。
而军中的虞侯、参军等文职人员，既有参与军事，又有管理士兵和后勤的经验，以他们作为安抚使、转运使，甚至知军、知府主持一地军政是合适的。且即便战事结束，也需要具有军事经验的官员戍守边境，抵御敌军的入侵。即便退役的军官也可在地方上担任都头、巡检、县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