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之言，往好处讲是金玉良言，是给赵昺一个提醒，要他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从而引发朝中动乱；若是赵昺心眼儿小点，那就会理解成对自己的威胁，不要成为士人们笔下遗臭万年的昏君。这话要是别的皇帝可能还真有所顾及，担心史书上留污。
不是有人说唐太宗之所以开创了一个盛世，就是因为其夺权是逆取，朝廷在修撰《晋书》的时候就有些议论传到他的耳朵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在谈论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唐太宗为此感慨，言称真是不懂人心为什么会这样？对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会记得这么牢，做了很多好事却总是记不住。而他要改变历史对自己的记录，唯一的道路就是治理好天下为自己树碑立传。
但是赵昺不怕，他明白世上没有完人，一辈子不可能总做好事，也不会让每个人都拥护。也知道无论是谁都会被历史遗忘，在他上辈子提起唐太宗可能只是出现在历史课本中，可能都没有其那个傻兄弟出名，而被历史上认定的奸佞反而被平反，被人们时常提起。所以他还真不在乎史书上怎么评价自己，是明君是昏君岂能是几个所谓的名士能够评判的。
赵昺也并不否认儒士们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宋朝士人取得的成就。宋儒再次开启了历史文化溯源运动。这次运动出现了很多极其聪慧光芒四射的大学问家，那便是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宋儒天团，他们创造的历史，与唐儒相比，那是欺负唐儒。和汉儒相比，也只能显得其更加的璀璨，也更为出色。
但是，赵昺以为宋儒们的路似乎走的有些偏，并且越走越远逐渐偏离了儒学经世致用的本旨。出现了体系化，本体论化的特征。也就是说，宋儒的理学，更像是柏拉图的那种类型的思想，而不太像老庄孔孟的那种思想。他们的工作虽然很出色，但是却似乎用力过猛拔断了源头的那颗根。以至于后世的几朝，再也无法发起文化溯源运动，使儒学失去了活力，变的故步自封，走向了狭隘和偏激。
不过随着儒学在宋朝占据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