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右文政策，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队伍，而这些赋闲在家知识分子也成了清议的主力。而赵昺清楚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清议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品评政治人物，让政治人物知道节制自己，以免名声太差。另一方面，其本身缺少外部监督，且主观性较大，故他们所品评的人物，正邪的定性值得商榷。
换言之，被清流划入“邪恶”势力的人，多少也有些被“黑化”。且清流通过品评朝政来影响国家政策，显然是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此就促使了朝野对立和学派纷争，乃至党争。而以赵昺所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代的‘东林党’。具体论之，东林人士品评朝臣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在朝人士分了类，多依据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准。
这种价值判断标准，是有局限性的，也使得部分非东林人士不得不结党自保，明末“党争”从而愈演愈烈，东林与非东林在京察和大计时相互打击，例如齐楚浙三党得势后，“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显然是泄私愤，这样的政治生态对国家社稷是不利的。
将视角拉到东林党死敌魏忠贤身上，可以说，与其说是魏忠贤挟持天启皇帝、专擅弄权，不如说是天启皇帝主动将一些权力放给魏忠贤，一方面，天启帝自己可以轻松地处理朝政，投身一些“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天启帝也许意识到强大的东林势力对朝政的干预乃至对皇权的威胁，尽管东林士人大多是忠臣而非逆子。
齐楚浙三党最终依附宦官集团，一方面反映这些士人集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独立人格，开始依附宦官集团，成为天启帝的基层支持者。另一方面，齐楚浙三党依附宦官，又何尝不是东林士人的逼迫？经过万历朝的政争，双方依然水火不容。
赵昺也曾注意到，虽然两派士人出生和政见有差异，但即便一党胜出，也未使当时的政治显现出太多的新气象，没有能扭转下行的国运。而当党派分歧超越善恶标准以及国家利益，即便是相对处于正面的党派，其正义性或多或少会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