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可以算是‘阅尽’中华五千年历史，他也大略清楚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脉络，而也明白在每一次社会转型中皆会有伟大的思想家出现，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但要判断一个思想家的伟大程度，他也知道这要看其能否对自己所处的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有清醒的认识，并建立起独特的“历史意识”。
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上千年，赵昺知道其中必有可取之处，当然自己的思想在前世也受到影响。但他也知道儒家思想也非是一成不变，自孔子开创后，其门下弟子及后世的儒士做出了多种解读和发展，并不断的进行革新和完善，以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
刚才陆秀夫猜测的不错，赵昺在这段时间中是‘弃武从文’，拿起了过去十分厌弃的经史，试图从中找出自己所需，而荀子所著的典籍也在其内。他发现其所言虽然‘离经叛道’，受到历代儒者的批评，但也非无可取之处，尤其是某些言论十分契合当下的形势。
不过皇帝言语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却让陆秀夫和邓光荐心中不免惊诧，在他们的认知中荀子并非是正统，甚至背离了先师孔圣人的思想，且有些思想受到后世大儒的批判和屏弃，与当下流行的观点存在着十分大的分歧，因而长期受到压制。
首先荀子在天命的问题上就不为大多数儒士所接受。其实所谓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
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学力图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贯通，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义理化、价值化；但荀子有取于道家在“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观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论宗旨却不在于走向自然主义，而在于凸现“天人相分”，然后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人道”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