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接着又与众臣商量了供应军需之事，要尽快将辎重送到济南，确保尽快结束山东战事。当下倒是不缺粮草，在战前朝廷已经在沿边存储了大批粮食，在开战后利用运河尚未封冻之时，紧跟大军的步伐设立了数个物资囤积地，以供各部就近调运。
随后，陆秀夫又说起对俘获的敌军如何处置，而今在几个战场上俘虏的蒙元军已经有数万之多，各部无法押着他们一同行军，又限于军纪不能滥杀俘虏。因此俘虏大多都分别拘禁在各地。其以为这即占用了大量的兵力，又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
陆秀夫他们先行议过，以为可以分别处置，对于那些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蒙元官员一律处以极刑。而对于普通的蒙元官员暂时予以羁押，待甄别后再加以处置。至于蒙元汉军只要无大恶者发放钱粮予以遣散，那些汉族乡绅和士子要加以安抚，借助他们的力量稳定人心。
赵昺沉思片刻，觉得并不妥当。他十分明白战斗力再低下的军卒也是经过训练，掌握作战技能的，且具有组织性的团体，尤其是蒙元兵民合一的兵制下，更是不能小觑。若是将他们一放了之，回归民间，在当前的形势下将成为极大的隐患。
而对于那些多年来依附于蒙元的汉族士族和乡绅，赵昺更是不放心，他们有些人别的没学会，忠君效死的那一套却学的很好。甚至不惜篡改经典和圣人学说，将异族视为中原正统，却把偏居江南的大宋朝廷当做叛逆。
这种思潮自五代时期开始萌芽，正是一帮无耻士人们为迎合侵入中原的异族而编造的，流毒甚广。而宋立国后又未能真正的统一中原，此种思想又在契丹和女真统制中原时期得以成型壮大。百年间早已根深蒂固，成为主流思想，在受此教育成长的后辈士人自然视大宋为仇敌。
在首次北伐中，赵昺就已经发现那些正经八百的蒙古人在城池陷落后自杀者寥寥，反倒是那些汉族士人争先为其殉葬，这还是在宋朝失去两淮不过几十年时间发生的事情，可以想象失去统治近百年的中原地区士人对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