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从当年的怒而削去孔圣后裔的衍圣公的爵位，到对孔氏南北两宗嗣位之争的冷漠，又到现在似乎不及余力的加封，好像是令人难以费解。但是只要与形势变化相结合来细思，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想当年大宋皇帝献城投降, 群臣或叛或逃，朝廷也是分崩离析，而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孔圣后裔也北行觐见敌酋，赵昺明白在这个时候若是自己仍不发声，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必须拿出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抢占舆论的制高点。
此后北伐节节胜利，孔氏见蒙元大势已去, 又想弃元投宋想争夺虚位多年的衍圣公之位，这明显是墙头草的行为，且想当然的以为崇文的南朝会欣喜接纳。而赵昺却不能让他们坐收渔利，否则都对不起死于国难的那些儒士和追随自己多年文臣士子们，自然也要让其明白危难之时叛离的后果。
而现在却能欣然接纳，其一，孔洙以整理先人遗作重注《六经》为名，对其中内容做了有利于赵昺施政和革新的解读，这等于向他递上了投名状，承认了其为天下儒士共主的地位，也就变相承认大宋为中原正统王朝，并以儒家圣人为他们做了背书。
其二，儒家在大宋王朝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宋太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誓言和不杀士大夫的实际行动，也表现在对孔圣的祭祀上。
历史上对孔子的祭祀提升到国家层面，大约是出现在西汉中期。时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 以致上天发怒。朝廷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东汉时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
到了唐代，朝廷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