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作为一个贸易港口的漫长历史始于明穆宗隆庆年间（公元1570年），当初主要是作为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传入欧洲文化和商品的窗口之一，其辐射范围也只有西九州的一部分，并不能跟平户、堺港等外国商人广泛抵达的主要港口相提并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港，随着德川幕府在日本宽永十六年（公元1639年）第五次颁布锁国令，居然成了日本唯一能与到访的中国、荷兰商人实施贸易的对外开放窗口，并因此而日趋繁荣起来。不过由于路程的遥远以及锁国令的限制，因此相比一年一度造访长崎的荷兰商船，每年春、夏、秋三季都能前来长崎交易的中国商船才是日本对外贸易的主体---根据平户英国商馆和平户、长崎荷兰商馆的日记作为参考依据，十七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约有五六十艘之巨。
可是这种广泛的中日贸易在清廷控制整个中国后，特别是鳌拜下令实施五省迁界的政策以后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到了永历三十五年（公元1681年），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更是锐减到全年只有十艘（注：全部来自东宁）。
“这一次运来的生丝计三十担，雪糖一百二十担，茯苓一百斤、甘蔗酒四百罐、槟榔三千斤、苏木五百斤、象牙四根、犀角五根、鸟铳一百支、瘊子甲十五领、鲨鱼皮五百张、鲲皮一百五十张、虎蹲炮一门、红夷炮一门。”
“这一次的武器好像多了一点。”要不是因为田川次郎左卫门背后站着东宁郑氏，否则这位来自丝割符仲间（丝绸购销行会，由京都、堺、长崎、江户、大坂的豪商组成）的大阪商人根本不会用正眼敲他一下，不过饶是如此，这位牛b哄哄的大商人还是用日本惯有的腹议说出了对生丝数量不足的不满。
“没有办法，东宁已经一年不下雨了，桑树死了很多。”五十六岁的田川七左卫门慢吞吞的回答着。“要是再不下雨，来年怕是连一担丝都没有了。”这个消息让其他几位在场的丝割符仲间的代表脸色凝重。“请几位给今年的生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