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捱到了星期五，仿佛捱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我们的报纸没有卖出多少，却引来免费读者无数。听说我们寝室卖报纸，左邻右舍的人都跑了来，大家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客气地恭维我们，最后都泰然自若地坐下来看报纸了。
卧谈会上，我们认真分析了现状，指出我们寝室中在不自觉地扮演活雷锋的危险性处境，检讨了自身能力的有限，并且有老李作了关于巴尔扎克经商失败的专题发言，证明我们的失败是一切伟大文人必然经历的失败。最后我们就香甜地入梦了。
卖报纸的失败却在无意中催生了办报纸的来临。在文学社的社员大会上，小行郑重其事地宣布了办报纸的事情。他要求每一位社员每月要交10元钱的办报费。有十名社员当场抗议，愤而退场。
小行望着他们的背影，对在场的人说：“革命的过程就是大浪淘金的过程，留下的都是仁人志士。”
话音刚落，就听到一个“仁人志士”是在抗议：“放开我，我要起来！”循声望去，原来强兄从后面使劲按着人家的肩膀。看到大家都在看，强兄只好松手。那个男生站起来，对小行说：“我不想交钱，对不起啦！”转身走出去了。
小行很镇定地对剩下的人说：“要走让他们都走，剩下的人照样能办报。”
我和强兄互相看了看，忧心忡忡地说：“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的，还能办吗？”
空旷的阶梯教室里，我们三人说完话的时候，好像能听到声音的回响。
小行说：“当然可以办，我们再去招募点会员。每个人都封个职务。”
我点点头：“看来只能这样了。”
果然，当很多人听说进来都可以当官的时候，热情都被点燃了。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会费，成为光荣的社员。于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文学社里面，出现了滑稽的一幕：一个社长，三个副社长，一个主编，四个副主编，两个秘书长，五个副秘书长。
机构建立起来了，会费也凑齐了，剩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