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哑口无言，一时无以作答。
王夫之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抱圆对秦牧一揖，朗朗说道：“陛下，由此可见，施仁德，重纲常，导民向善，此固人君所应奉行之。然光靠仁义道德，纲理伦常，并不足以保社稷安定、百世平宁，是以须施以律令，严然约束，防范于未然也！”
王夫之并没有全然否定儒家，但却更强调法家，以法制厘定一切。
当然，他的中心思想还是“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换以言之，他的思想是对待百姓，当以宽仁教化为主。而在吏治上，却提议用严法加以约束，以清吏治。
在他看来，一个百姓再坏，养成的损害也是有限的。
而一个官员要是坏了，那就是祸害一方。
就内心而言，秦牧是非常欣赏他的这套治国理念的。
但秦牧也知道，为人君者，不能过于理想化，君主统治的基础，在官不在民。
如果过于苛待官吏，不免要动摇统治基础。
洪武之世，将兵权都交到儿子手上，官吏掌控的兵权有限，他行严刑酷法也没人能造反。
但现在自己就秦业一个儿子，若是也象洪武帝那么干，后果如何很难想象。
所以说，王夫之的治国之道虽然好，但有些不合时宜，需要国家稳定，等大秦正统深入人心之后才可以施行。
以法治国的思想，商鞅还说过一段说：法枉治乱。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故治大，国小；治小，国大......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故，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
秦牧个人觉得，这绝对是非常经典的。
多做的人少说，多说的人少做。
只说不做国弱，多做少说国强。
这些理论实实在在是在打儒家的脸，儒者多是嘴上有千言，胸中无一策，一味强调仁义道德，易成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