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吴可吓一跳，还以为恭亲王他们要商量洋务派的隐秘行动计划呢，原来又是大而化之的座谈会，各人纷纷发言大谈特谈搞洋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点实际的玩意都没有。↗，
因为身份原因，旁听的吴可也被要求发言，他除了跟风难道还会说别的不成，别傻了在没弄清恭亲王他们几个的具体想法之前，还是老实低调点的好，免得不小心被人当了枪使还不自知。
当然他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无，通过旁听如此高级别的座谈会，他也弄清楚了眼前几位大佬搞洋务的决心，以及各自对洋务的认识和看法。
左宗棠就不必多说，他跟吴可共事了那么多年，又是整个大清最先一批换装洋枪洋炮的军事将官之一，眼下担任的闽浙总督与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不少，对外洋事务十分了解和精通。
虽然他对搞洋务还没具体规划和措施，但隐隐也有了个大致轮廓和想法，至不济还有吴可在一边相助，想在福建兴起一阵洋务风潮根本不成问题。
李鸿章和恭亲王对洋务其实只是一知半解，他们说的话中都有很多逻辑错误和认知误区，当然吴可不会说出来扫兴就是。
让他大开眼界的是，这几位一边迫不及待的要大搞洋务，另一边又毫不犹豫的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
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
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
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早就已注意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
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