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了想法，吴可立即派人调查，结果让他很不高兴。
居住于两广地区的回民数量并不是很多却也不在少数，十来万数量却是有的，
跟陕甘回民遭遇到的情况差不多，散居于两广地区的回民也受到官府还有闽江双重苛待，回汉以及回民与官府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至于没闹出什么乱子来，主要还是因为回民数量太少的缘故。
虽然心中有些不爽，同时也很担心陕甘的回民叛乱风潮波及到两广，让他对居住在两广的回民有所防范，但是有些规定成俗的东西不是他想干涉就能干涉得了的，回汉之间的矛盾不是说两句好话便能消弭于无形的。
一些官员总是希望把歧视性的法规扩广到更大的范围，例如朝廷原本规定在回民结伙持械行窃案中，案犯不得存留养亲，回民结伙斗殴中一般人犯是可以申报存留养亲的。道光六年（1826年）陕西巡抚在审理回民糜锡等共殴致人身死一案时，拟将从犯回民糜虫受儿充军，虽其亲老丁单，不得存留养亲，连刑都都觉得此举过于严厉，“回民结伙共殴拟军之犯，本不在不准留养之例，且回民结伙共殴拟军之例；原系因该回民等犷悍成风，动辄争殴，故罪较凡斗加重，并非罪大情重，法无可逭之犯”，因而否决了陕抚的建议，应准予糜虫受儿存留养亲。
在实际生活中，官府偏袒汉民，欺压回民的事屡见不鲜，一些汉族士大夫也颇有感慨，“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官吏既袒汉民，又以回之易与也。辄任意出入其法，回众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偿敛银二十四两”，最后连紫禁城里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该回民等久隶中华，同受国家覆育之恩，含毛贱士二百余年，其间登仕版者，亦复不少，岂无天良？何至甘为叛逆？推原其故，始则由地方官办理不善，遇有互斗等事，未能持平办妥，以致仇衅日深。”
严酷的法律再加上不公正的司法，回民的生活如雪加霜，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难解释各地回民频频叛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