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开发，耕地面积继续增长。但由于法度废弛，富豪欺隐，册文讹误，以及因循照征、恪守祖宗常额等原因，在册田地往往仍保持在明初的400万顷上下。万历年间，改革家张居正抱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和气概对全国土地进行清丈，以求解决“田粮不均，偏累小民”的尖锐矛盾。万历六年统计，全国各地田亩701万余顷⒀。万历十年至十一年，全国清丈基本完成，新增田亩182万余顷⒁，加上万历六年田亩数，此时共有耕地达883万余顷，比明初洪武二十四年增长一倍。由于荒田和山区的进一步开发，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至万历三十年，共有官民田土11618948顷余，屯田籽粒地635343顷余，两项合计12254291顷余⒂。这是有明一代耕地面积的最高额，比明初翻了两番，是宋代最高田额的2．33倍⒃。
明初耕地400万顷左右，以人口7000万左右计，人均耕地5～6亩；万历三三十年耕地1225万余顷，以人口1．4亿左右计，人均耕地9亩左右。人口翻了一番，耕地翻了两番，人均耕地增加接近一倍。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耕地增长率大于人口增长率，由此保障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增长。
直至明后期，京畿地区、淮河流域、黄河流域、湖广平原、西南山区仍存在大量未垦荒地，尚有较大发展空间。弘治年问丘浚说，“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⒄嘉靖年间，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已“颇称殷庶”，但“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⒅。万历年间，左光斗说：“西北不患无地，而患不能垦”，“京以东，畿以南，山以东，两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数十里，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岂尽其地哉!不垦耳。”⒆
二、农业生产基本要素投入的加大
中国传统农业长期以来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明代后期，农业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不仅劳动投入增多而且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