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士大夫甚至是商人提出工商兴国之类的策略。显然是不可能的。
万历年间。外派的矿监税监并未能增加国库的收入。要让行为举动不受限制的内监。使税收的征榷更加有效。显然只是个笑话。
事实上。万历年财政状况最好的时候。是张居正清丈土的。推行一条鞭法以后所达成的。张居正以后。内库银似乎也比较充足。但其主要部分还是来自盐课。历来封建王朝。盐课与田赋在财政收入中。几乎各占半壁江山。
但就是在加征辽饷的同时。上疏请发内库银的官员还是受到了申斥。直到万历、泰昌、天启朝代更替的时候。才先后发出一百万两、一百五十万两劳军。
田赋、盐课各自作为国库、内库的主要收入。工商矿税则成为争夺的对象。其中矿监成为最受抨击的对象。所谓文官以私利欲废矿税。也完全是胡扯。将其归罪到东林身上。更是欲加之罪。以东林最为活跃的南直隶来说。当时并没有多少采矿活动。何其无辜？
至于工商税。也是举朝皆反。不管是东林也好。三党也罢。皆是群起而攻之。或许是利益纠葛。但更多还是受到时代的局限。
就眼下来说。东林一派逐渐掌握朝中大权。但所谓东林。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派别。或是政见立场相近。或是意气相投。也少不了有些依附之辈。
这些人中。有的联络比较密切。有的却交往不多。相互之间或紧密或松散。在有的问题上相互呼应。而在有的问题上立场也不一致。
譬如年前借红丸案弹劾方从哲。多是言官发起。而作为东林派中的位最高的内阁大学士刘一、韩等人。却持反对态度。后来东林派的礼部尚书孙慎行直接因此而下台；而更早之前群臣弹劾熊廷弼。是由三党的刘国缙、姚宗文首先发起。一些东林言官交章弹劾。而杨涟则多次反对。
在李彦看来。东林这个群体相当复杂。既是官场上同气连枝的利益群体。可能因一人的道而鸡犬升天。也可能因一人失势而牵连一大批；也似乎有着一些共同的政治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