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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上朝的次数愈来愈少，并且最近两年随着群臣旧事重提请求建储，他干脆连面见朝廷其他大臣的次数都愈发的少了，只通过奏折和召见内阁大学士处理政事。如此，就越发突出了内阁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皇上还是对于朝廷大臣。
只是，这样一来，作为唯一有特权能够经常见到皇上的人，几位内阁大学士——尤其是首辅和次辅所面临的压力都陡然增大！咱们见不到皇上，但想见你首辅和次辅还是很容易的，这已经成了几乎所有见不到皇上的朝廷大臣的共同想法。
于是，想见皇上的人、想让内阁大学士规劝皇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因为这几年皇上没有兑现“诺言”而急于让皇上立储的诸多言官和大臣，全都每天涌进到内阁中，给内阁大学士施压，特别是给首辅和次辅施压。
此外，士林言论也越来越对内阁不利，现在几乎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皇上之所以这样，全是被内阁给“宠”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内阁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没有及时规劝皇上，是严重失职！其中，又以首辅申时行和次辅许国受到的士林舆论压力最大！
虽然以申时行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们积极奔走，几乎每次见到朱翊钧都要在他面前提一次建储的事情，但在外臣眼中，内阁阁臣依然是无所作为——为什么皇上几乎不再上早朝？为什么皇上很少接见外臣？最重要的是为什么皇上还不兑现“诺言”立皇长子为储君？
另外，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仿佛就像是凭空出现般，最近两年朝廷形成了这样一个颇为诡异的标准：辨别一个朝廷大臣是忠还是奸，不再是以往的传统辨别方法，而是看他是否支持并拥立皇长子为太子！即便是显得有点诡异，但它却得到了朝廷大臣们的默认！
就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们终于开始顶受不住压力。
万历十九年六月，以母亲患病为由，王锡爵请假探视，滞留不归，留下申时行、许国、王家屏三人在内阁继续“受罪”。
万历十九年九月，距离王锡爵归省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