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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來到明朝，内部的掣肘始终如影随形，是李信的第一大敌人。上至内阁大学士，如刘宇亮、杨嗣昌、张四知，下至贩夫走卒，如卢金吉之流，无一不是欲置李信于死地。李信终于体会到了为官的难处与风险，虽然每次都化险为夷，可却有哪一次不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般，一步走错便会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有了这一点认识，李信也终于意识到，大明朝真正的敌人不一定是北方的满清建奴，也未必是流窜于中原腹地的张李流贼，真正的敌人就在明庭内部，大臣们为了一己私利而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牺牲朝廷与民族的利益。而真正想做出一点为天下有益的大事來，就得先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存活下來，不但要存活下來，还要取得常人难以撼动的权力，唯有如此才能以铁腕手段排除万难推行自己的施政理想。
想到此处，李信不仅渭然一叹，说來说去还是独裁和权力集中那一套。而绝对的权力对于一个政府就是一柄双刃剑，他既能排除万难披荆斩棘做些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大事，却也造就了亦一个绝佳的温床，而私欲就如病毒细菌一般在其中繁衍生息。到了某个临界点，病來时便如山崩地陷，回天晚矣。
远了不说，就说万历朝的张居正，虽然身为一代名相，推行新法，励精图治，可到头來身死名裂，虽然背后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在其中，可他终究是奢靡无度……
“大将军，大将军？”
直到郭师爷从旁唤了数声，才将李信从胡思乱想中拉回了现实。他不仅又是一阵感慨，以目下大明的环境与人们的认知，搞些橘生淮南淮北的事來，也都弄的似是而非，最终只有一手掌握大权才是推行一切施政设想的关键和前提保证。
比如商人们，对它们和颜悦色便觉得李信软弱可欺，卢金吉的倒台，给了不法商人足够的震慑，在山西的地界上，上至布政使，下到行商贩夫也终于沒人再敢仗着某某势力，或存着某某侥幸的心里敢与官府做对。这也使得李信明白了另一个道理，对于商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