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寄宿院内，有个清一色由寄宿生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特权俱乐部，详情我自然不清楚。据说一个月总要召开几次邀请创办者参加的什么研究会。只要加入这俱乐部，将来就职便万无一失。至于这些说法中何对何错,我便无从判断了。但所有这些说法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反正莫名其妙”。
不管怎样，1968年春到1970春这两年时间里，我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寄宿院内度过的。如果有人问起何以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竟然待了两年之久，我也无法回答。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内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体育新闻中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得放国歌。升旗台在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升国旗是东楼（我所住的）楼长的任务。这是个大约60岁的老年男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这也是真假莫辨。他身旁侍立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事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楚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的那位却是截然相反：五短身材，面皮白嫩，不瘦偏肥。就是这一对令人不快至极的搭档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住进之初，出于好奇，每天我特意在6点钟就爬起身来观看这爱国仪式。清晨6时，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笛同步在院子中亮相。学生服固然是学生服加黑皮鞋，中野学校则一身夹克，脚踏运动鞋。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地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毕恭毕敬地把那旗拿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