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七月，注定是一个不太太平的月份。
南京户部尚书李元起被抓之后，牵扯出私卖粮食案，买卖的对象还是大明朝的头号敌人，辽东建奴。
这件事在南京简直是炸了。
几天之内，就有十几人受到牵连，被抓进了牢狱之中。
南直隶的舆论眼瞅着发酵起来，而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有传言说不仅仅李元起与驸马冉兴让是合谋，浙江的屠家也参与了这件事。
杭州也是风声四起，知府和知县全部被带走，震惊了杭州的官场。
似乎有人嗅到了一丝政治风暴的气息。
有人说，看似平静的表面，各方已经频繁走动起来。
而这还只是七月的小插曲，据说辽东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了，北线战火重燃。
不少商人已经预感到发财的机会来了，都开始屯粮。
在这种多事之秋，朝堂上也出现了众多声音。
都围绕着内政和外战开始争论，有大臣说，皇帝再这样一意孤行，新政危矣。
还有的大臣心中正在期待着皇帝对外开战，一旦战争打出胶着状态，必然会引发内政危机，出现政治动荡，一旦如此，又是新一轮的朝堂洗牌，则会释放出大量的机会。
总之，忠心为国者在担心，政治投机分子在潜伏伺机而动。
七月十七日，崇祯召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谁？
陈新甲。
为什么说他非常重要？
因为他要立刻出使朝鲜。
在崇祯的心中，朝鲜是这一次风波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明明人家朝鲜待在一边当着吃瓜群众，谁也没有得罪，谁也没有打扰，怎么就成了不容忽视的存在了？
原因还得从崇祯严查张家口、大沽口，封闭杭州湾说起。
国际战略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说说而已。
张家口、大沽口和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