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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静辉看来，王安石自从竖起了他的“为国理财”作为变法大旗本身就是个失误，有着庆历新政的帽子不用而另立山头，自然是与范仲裁委员会淹领导的变法有所区别，并且也不愿意重蹈庆历新政的虎头蛇尾。
不过这在他看来完全是个错误的出发路线——当年庆历新政的头领诸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琐在还都江堰市活着，而庆历年间入仕的官员到现在都已经成长为高级官员，只要王安石肯打出庆历新政的名头，那一定在感情上先获得这些人的，再说现在的皇帝赵顼绝对不是仁宗可比的，仁宗宽厚，但有些滥了，而神宗赵顼不公秉承了宋朝皇帝的宽厚血统，更重要的是他的决心要比仁宗坚定的多。
不过现在王静辉也不可能劝王安石改换门庭重新竖立“庆历新政”为自己的招牌，而《答手诏条陈十事》也不能替代现在的“为国理财”。王安石在感情上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
说起来王静辉在这方面有些看王安石不起，以王安石的智商绝对不会看不邮来借“庆历新政”的名头来推进自己改革的方法，但王安石愣是摆着不用而抛出“为国理财”，难道他就不知道“君子耻于利”！？
这显然不可能，唯一的解释便是王安石想要将这次变法打上自己的强烈的个人印记罢了。
名留青史的事情就是对王静辉也是一个绝大的诱惑，不过他却知道以正面留名青易机会虽然多，但多半身后事是非常凄凉的。他也犯不着为此冒这么大的风险，说起来他只是一个俗人，他喜欢金钱，对于他来说己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只想过着平和的生活了断一生。
反观这个时代中，大宋能人辈出。这留名青史的任务就交给王安石、苏轼等人完成去好了，他是一点风险也不愿意冒得，否则他自己就站出来主持变法了。
王安石现在变法除了这么大的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唯一地办法就是趁着灭夏战争完胜的机会，转换战场来转移政治对手对他经济方面过多的专注，从而缓解自己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