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终。
在王静辉看来在这个时代前有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后有苏轼兄弟等人，这些人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可惜的是被儒家思想所束缚，他们可以成为经学大师、大文豪、大词人，但他们本身的缺陷难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宋朝的政治环境非常宽松，至少比其他朝代要好地多，欧阳修的《朋党论》是任何一个朝代的人都写不出来的，因为统治者非常忌讳“朋党”一词，而在宋朝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便是司马光的“旧党”与王安石的“新党”了。
王静辉所知道的后世党派和现在他所看见的“新旧党”对峙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即便是现代化的正常概念也是在十九世纪才成熟起来的，在他看来想要把后世的正常概念移植到宋朝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不可以对政治家进行“改造”，不断的用新的观点结合历史上著名的事例来冲击当今政治家和以后可能会成为政治家的人的思想。至于能够有多少人接受，这可就不是王静辉所能够把握的了。他一贯的作风便是抛出观点让别人去争，只要有人肯去争论，那就说明自己的功夫没有白费。
这本《政治的尊严》主要是以《战国策》为蓝本写出来的，在他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典故发生的极多。在书中王静辉公开说谋略的本身无所谓善恶——是使用谋略的动机和目的显示出谋略在道义上的卑贱崇高来；合纵连横、分化敌方、争取同盟的关键手段在于威逼和利诱；最骇人听闻的是王静辉在这本书中公开评价荆轲刺秦王是政治上的败笔——荆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形象，但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这与最初的战略目的背道而驰。
《战国策》作为纵横家的宝典，在后世的观点来看是彪炳千古、影响深远的谋略宝典、论辩宝典和文学宝典，它了波澜壮阔、活跃自由的战国时代，谋臣策士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谋略全书的词锋凌厉的雄辩患者，是当时英雄们制定各项事业战略策略、用言游说各国政要辩驳对手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可惜的是这本书虽然是西汉的刘向编著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