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作为指挥员，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尤其不能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线索误导侦查方向，但有线索又不能不查。正是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我和建业就让最熟悉化肥厂周边情况，而且对案情有一定了解的韩朝阳去查。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韩朝阳那小子运气真是好，居然真被他们查到了。”
刘局反应过来，想想又问道：“老顾不是退休了吗，怎么也参与了侦破？”
“刘局，老顾是什么人，他哪闲的住？虽然去年光荣退休了，事实上是退而不休，一直在中山路警务区帮忙，还帮韩朝阳把纪开元和吴文革两个老反扒请过去给巡逻队当顾问，教巡逻队的小伙子怎么辨认扒手，怎么抓现行。以前理大、六院、汽车东站和燕兴国际的拎包扒窃类案件频发，自从义务反扒辅警中队成立之后，这类案件被压下来了，那些惯犯基本上不敢再去作案。”
刘局一上任就遇上命案，一直没顾上去各单位调研，就算调研也要先紧更重要的所队，可能到最后才能轮到义务治安巡逻大队，之前只知道有这个大队，只知道有一个队员因公牺牲，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下意识问：“韩朝阳的那个反扒队有多少队员，是不是全义务的？”
巡逻队是周局的“政治遗产”，并且巡逻队确实能发挥作用。
冯局不想因为周局人走导致巡逻队就这么散伙儿，干脆借这个机会解释道：“绝大部分队员是义务的，反扒队员不是。当时为打击拎包扒窃类案件，也为了组建一支应急机动力量，韩朝阳想方设法管朝阳社区居委会要了一点经费，我们分局也帮着解决了几万，好像能维持三个月。
刘局，你是知道的，居委会能有几个钱，能支持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如果因为经费原因解散，我觉得太可惜。因为反扒队员都是朝阳社区保安公司、理大保卫处校卫队和六院保卫科的骨干，全是退伍士兵，全是党员。政治可靠，军事过硬，连厅领导都知道，都表扬过，还给他们配发了几十部对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