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极权主义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一传统消灭。
而在苏联，把人当做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实事求是地说，牺牲或失踪战士的亲人通常也不会要求通过司法程序办理有关自己亲属下落的手续。
并且许多官兵的亲人或者死于战乱，或者被疏散到了东欧或者前往西方、德国工作。因此，在持续战争的头几年里，想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计算出红军及和平居民的伤亡情况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没有来自舆论界的压力，那么苏联在二次大战中伤亡的相对详细而准确的统计数字也就很难被计算出来。
然而没有去注意这些，或者说没有人敢去注意。因为一旦说出这些，很有可能就会被安上恶意破坏团结的帽子，然后被拉到广场上宣读“罪名”，最后直接枪毙，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这或许在现代人看来很奇怪，可在战争的年月里，十分的平常。因为当一个人被神化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就关乎无数人的生死。当他对某种言语产生厌恶的时候，或者觉得有些话不好听。那结果必然流血千里，因为这一切都不需要他首肯，有一大堆人为他清除各种烦恼。
红军和苏维埃军事工业体系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这次革命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旧军队、先前的工业和农业体系，完全消灭了私有企业主成分--而这在纳粹德国保留了下来。
因此苏联政治制度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动员战争所需的一切国家资源、能够建立人数众多并配备军事装备的军队、能够在前线失利的最艰难的条件下调动民众。
但是，要想有效地运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或者像德国那样建立起不依赖外来力量的读力军事经济--这是斯大林很难做到的。1917年的俄国与德国相比，工业落后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1年。
在后世，所有这些问题在苏联历史文献中都被精心地粉饰掩盖。关于这点，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就是重复传统论调，认为英美的援助对于苏联生产整体而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