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听完音乐走出来的时候，他说：“你无疑想要回家了吧。”
“是该回家了。”
“我还有点事要费几个小时才能办完。发生在科伯格广场的事是桩重大案件。”
“为什么是重大案件呢？”
“有人正在密谋策划一桩重大罪案。我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将及时制止他们。但是，今天是星期六，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今晚我需要你的帮忙。”
“什么时间？”
“十点钟就够早了。”
“我十点到就是了。”
“那很好。不过，我说可能有点儿危险，请你把华生、还有程广元所长，都叫过来，他们正在一个咖啡馆里参加美国领事的宴会，让他们把必要的武器也放在口袋里。"他招了招手，转过身去，立即消失在人群中。
我敢说，我这个人并不比这个英国人愚钝，但是，在我和福尔摩斯的交往中，我总感觉到一种压力：我自己太笨了。就拿这件事来说吧，他听到的我也都听到了，他见到的我也都见到了，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不但清楚地了解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还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而在我看来，这件事仍然是混乱和荒唐的。当我乘车回到公寓时，我又把事情由始至终思索了一遍，从抄写《歌坛一百单八将》的那个红头发人的异乎寻常的遭遇，到去访问科伯格广场，到福尔摩斯和我分手时所说的预示。要在夜间出征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我们带武器去？我们准备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我从福尔摩斯那里得到暗示，当铺老板的那个脸庞光滑的伙计是难对付的家伙，这家伙可能施展狡猾的花招。我老是想把这些事情理出个头绪来，结果总在失望中作罢，只好把它们放在一边，反正到晚上就会水落石出。
我叫来在外面喝咖啡的华生和程广元，从咖啡馆动身的时间是九点一刻，我们是穿过公园去的，这样也就穿过牛津街然后到达贝克街。两辆双轮双座马车停在门口。当我们几个人走进过道的时候，我听到从楼上传来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