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项“新”的制度，其实都是有律可遁的，一些制度看似是独创，但你只要细细揣摩，就会发现早在很久以前，已经有了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所以每项“新”的制度，一般都是当代智者对前人之所长、社会之所须进行一个大总结，并适当的加入现实社会的需要、自己的领会，如此一代又一代的走下来，各种制度便慢慢的合理、完善起来。
看似新颖的五省六部、御史台、十一寺、十二卫，若是细细梳理起来，上可追溯到夏商周，其先进的程度，在几十年以后，或许是一个草创的漏洞百出的框架，但是对于当前的大隋王朝来说，这是无数杰出智者呕心沥血之作，已经先进到了极致，想到要他们在无例可循的情况下，打破瓶颈，着实是难如登天。
所以包括杨广、高颎、杨素、杨雄、苏威、牛弘等人在内的大隋精英，明知这些制度不算好、更没有达到圆满的境界，但是他们偏偏无从下手。因为若是天马行空的乱想、乱改、乱用，便会影响到朝廷的运转、天下的安宁。
对于臣子们而言，制度有空子可钻，是求之不得。而杨广这个皇帝却恨不得将一切可钻的空子补得严严实实的，以免臣子借机利用，尤其是虞世基独霸三省的恶劣行径，更是引起了杨广的警觉和重视，他知道虞世基之所能能够这么做，自己重视和信任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虞世基在利用制度的漏洞，行不法之事，别人明明知道他不对，却无力去制止他、弹劾他。所以久而久之，便演变成内史侍郎给尚书省刑部侍郎下令的地步。
也是因为宇文述操纵武举、虞世基独霸三省，也是因为这两大心腹同时出现大问题，使杨广意识到自己光靠感情、信任是不行的。若是没能在制度上加以限制，日后还会有更多人安插人手、独霸三省。而他设想中的七大选官，将每年的任命权掌控在手，若是不加以之制衡，这天下官员迟早被这七人所任命的亲信取代干净。
但现实问题是，杨广明知制度不好，一时间却又不知从何下手。
这种感觉，令杨广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