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一，朝廷放了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金幼孜、礼部侍郎熊文元为正副总裁，吏部侍郎吕震等四人担任同考官。
同时朝廷又开始商议规定取士名额，此乃涉及到天下读书人根本利益的大事，各方为此已经争吵不休了数年。
此事还得从朱元璋时代说起，当初立国后，百废待兴，官员的缺口极大，所以自洪武四年开始，各省连续三年举行乡试，然后这些举子一律免于会试，直接赴京等待吏部选派。
徐灏的舅舅们就是由此集体当的官，萧家村位于帝都脚下又不占国子监的名额，优势太大了，不过福之祸所依，也因此种下了株连的惨剧。
除了直接任命大批不经会试的地方官员外，朝廷还需要大量的翰林编修等文职官吏，中央各大衙门的秘书工作自然优先“年少俊逸者”，精力旺盛又能重点培养。
但朱元璋很快发现这些年轻后生，文章或许写得头头是道，却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能力，兼且少年高位，容易自满骄傲，沉溺于京城的花天酒地中，不思进取。
其实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朱元璋容忍不了，也不给改进的机会，洪武六年下旨停止科举，与方孝孺提倡的古代选贤任能的思想一样，让天下人举荐聪明正直、有能力的人破格做官。
可是推荐的效果并不比科举好，事实证明科举制度是大一统国家最科学也最完善的选官制度。自从废掉科举后，一年最多经吏部举荐需要授予官职的人数，多时达三千七百多人，少时也有一千九百多人。长此以往，很快将无官可授了。
尤其无法令朱元璋忍受的是，被举荐的人才不比科举入仕的人更有能力，相反综合素质远远不如，如此经过比较。朱元璋认识到了科举制度确实有着它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前人的智慧结晶绝非浪得虚名。
于是科举恢复了，但这已经是洪武十五年了，也就是说，推荐制实施了将近十年，大量良莠不齐的官员充斥各级官府。各种贪腐案件和集体不作为的恶*件成出不穷，点燃了朱元璋的怒火，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