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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前四十八年至前三十三年）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前三十二年至前八年）时增至三千人。考虑到公元前的那个时代，招生三千人的规模也是蔚为可观了。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
明朝时期行使双京制，在南京和北京分别都设有国子监，设在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南监”或“南雍”，而设在北京的国子监则被称为“北监”或“北雍”。
南京国子监始建于东吴永安元年，到明永乐年间，规模宏大，延袤十里，灯火相辉，盛况空前，当时邻邦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向慕文教”，不断派留学生到南京国子监学习。
但是，不论是太学，还是国子监，所教授的都是古代先贤的思想学说，学生所学的是“经”，而且不容置疑，不容辩驳，否则就是异端，就要被扫地出门，甚至要被批倒批臭。
关于这一点，做为后世的人，是很难理解到、或者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有明一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的王守仁的阳明先生，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
因为他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也有人认为，王守仁并没有将“行”（实践）的重要性置于更高的地位，实在是一大遗憾。若不然，华夏的古代文明又可繁荣昌盛个三五千年，那就跟玩儿似的。
可若是他大力推崇“行”，甚至将其高高地凌驾于“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