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想和冯一平探讨的问题，是贝尔斯登被收购的股价。
这是他们的解决方案中，两个难题中的一个。
可以确定，无论是贝尔斯登董事会，还是收购贝尔斯登的那家公司的董事会，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一定会存在分歧。
自然是一个想更多，一个想更少。
实际上，就保尔森和盖特纳之间，就这个问题也存在分歧。
他认为应该要低，因为，主要是贝尔斯登的那些家伙自己不顾责任的行为，才造成了现在这样难堪的局面。
所以，他认为这个价格就应该低，带有惩罚性质的低。
作为一个CEO，他认为，这样把自己的公司弄垮，还让社会和公众必须救助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如若不然，那不就形同中国的股市了吗？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更事关正义。
当然，在这一点，他确信自己能站稳。
在华尔街期间，他深知自己从事的，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他始终担心有一天，会遇到对银行家们而言，就相当于是普通人面对生或者死一样的问题：所有的投资人，都选择收回自己的资金，所有的债务人，都上门逼债。
为了在那样极端的情况下，不至于破产倒闭，对股东造成损失，并波及到其它同行，在高盛期间，他一直在为那样的局面做准备。
他在纽约银行里租了一个保险箱，日复一日的往里面加他们不会出售，更不会转借，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迅速变现，或者就能等同于现金来使用的优质债券。
他最近也估算过，不考虑自己的继任者劳尔德应该增加的份额，就算自己任内时积累下来的那些，即使在当前这样那些债券也不可避免的有一定贬值的情况下，它们的价值，也依然在600亿美元以上！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足以应对最极端情况的数额，但他相信，如果此时包括贝尔斯登在内的华尔街公司，都能有这样的底气，那么，也不至于连带他都这么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