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问了一句：“孙沔可如孙拚？”
吏才与德艹，另外一个孙更差。
郑朗又说道：“夏公，当学吕公。”
“吕公年老病重……”夏竦含蓄地回答一句。
“君臣做宰辅，须有宰辅之量。”
“我不是想做宰辅，陛下让臣去岭南，臣都甘死不辞，主要我不想别人往我身上泼污。”
谈到这里，已经谈不拢了，郑朗也不想多说，不要说夏竦，君子党挂着君子的名义，自己又能劝动那一个人？于是不去管，但在晚上写了一封长信，写给司马光的。
记得后世有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教授与政治流氓只是一水之隔。虽重，颇有几份道理，北宋前后有两大政治流氓，前面是欧阳修，后面是司马光。两人在文学上皆有巨大的建树作用。
有人不明白续资与资治通鉴区别在哪里。文字功力，通鉴文字流畅。叙述能力，通鉴主次分明。真实度，通鉴忠于史实，敢言，续资治通鉴随意篡改，比如范仲淹为朝廷形势所逼，进谏卖官，续为“君子讳”是不会记载进去的，类似的事例有很多。可以说作为史书，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史记之上。但到司马光做的时候，连夏竦都比不上。
司马光才是宋朝最大的政治流氓。
不是蔡京，蔡京一直就是小人，顶多挂一个新党的皮，从来没有将君子这一头号往自己身上加冠。
第二便是欧阳修，他危害不及司马光，可同样是文坛宗师，但正因为他的戾气深重，不识大体，在政坛上胡说八道，上窜下跳，不仅坏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后面还搞出了许多是非。这个人也是一个文学上的巨人，政治上的小丑。
自己影响不了欧阳修，只能写信给司马光，再三说了一些政局的形势，各人的得失长短，让司马光看，去想，以免走向欧阳修的老路子。
这封信很长，几达万言，郑朗花了近三个时辰，写到半夜，才将它写完。第二天派人送给司马光，让他引以为鉴，然后匆匆离开亳州。时间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