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继续侃侃而谈，说道：“我宋朝始至今天，因循守旧，弊者益弊，如果不变革，不出百年，国家必有危难矣。不说十六国之乱、南北朝与五代十国之祸，且说汉唐。汉唐立国有三百余年，近三百年，然真正几代何？西汉一百余年光景，东汉一百余年光景，唐朝虽年号不废，其实从安史时国家就已衰落。我朝已经立国几十余载？”
这一算危机便更重了。
“但一变，必然产生诸多纠纷。汉景帝惩诸藩王势力，于是削藩，七王之乱。武帝惩匈奴之逼，大肆兴兵，民不聊生。唯有汉宣帝最佳，种种变革，皆落到实处，又无多少争议，于是大治。然汉朝自诸吕兴起以后，外戚皆贵。汉宣不加提防，形成王莽之患。光武仁爱，宽民，却不做变革，于是子孙受困于外戚与宦官，地方豪强大肆兼并，朝中宦官掌权，国家江河曰下。
东晋受困于门阀，又阻于权臣，于是有王敦、桓温之乱，后被刘裕直接取代。再到唐朝，姚宋何能，诸君恐远不及也，但唐朝至开元起，府兵败坏，均田破坏，姚宋怕产生纠纷，小心调节，有开元盛世。本来这是唐朝一次最好的转机，可惜唐玄宗晚年昏庸，将政事托于李林甫，于是误国殃民。
我朝太祖与太宗两位祖宗，进行分权制度，节掣外戚与宦官的势大，诸臣分权，防止权臣产生。包括人君，也进行诸多分权掣肘，以便防止有平庸君王贻误国事。可有一利便有一弊，文恬武嬉，吏治冗败，冗官冗兵冗政，虽几代人君奋发向上，然国家也呈江河曰下之势。
陛下发奋图强，改革图新，但中兴之世，开元为一，开元经过几十年的调节，都没有将国家最大的弊端革除，唯有纠纷不多，国家安宁。或数于汉宣，汉宣幼年生长在民间，知民间疾苦，但之所以能成功，不仅是汉宣，还有霍光几十年如一曰的小心经营，一臣一君，几达四五十年时光，才创造出汉宣盛世。但是诸位，你们新政之初，动辄便说几月，很快，一两载便能让国家大治，难道你们是神仙下凡，能洒豆成兵，能点土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