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地方官远离庙堂，看到这封邸报大概要迷惑不已。但李太守在内阁的要紧位置上坐过半年分票中书，并亲身经历了两代阁臣交接，与很多关键人物有过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对宫廷内情远比一般地方官要了解得多。
在邸报上看到，慈圣皇太后居然反文官反人类的重设司礼监，站在文官立场上，本该表示愤怒的李佑不知为何感到很好笑。
她老人家曾经的理想可是“女中尧舜”和青史留名哪，把文官视为洪水猛兽的司礼监重新开张起来，这是彻底觉悟了么？
源头大概是起源于一年前那场决定首辅次辅的大朝议罢。在李中书的挑拨之下，全体文官曾经有意无意的暂时疏离慈圣宫，包括之前的太后盟友。最后局面完全失控，这让钱太后悲愤的当廷落泪，被视为背叛的李大人便成了出气筒。
李佑拿着邸报暗暗揣测，重设司礼监，抬举勋贵地位，既为的是制衡文官，也称得上是慈圣宫将怨气发泄出来的体现啊，就和把他贬斥到地方泄愤一样。
大概从那次大朝议之后，她老人家终于意识到，“女中尧舜”就是镜花水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不再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捧杀了。
是的，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捧杀。文官捧谁当“尧舜”，谁就要照着“尧舜”的标准去做，至于标准是谁定的，自然还是文官和读书人。
而且，钱太后也许还抱有“最后疯狂”的心态。她左右是快交班了，也就不用管后事如何，先做下了再说。再差她也是供奉在深宫的皇太后，谁又能动她半分？
揣摩完钱太后的心态，李佑又重新阅览了一遍邸报，细看“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条消息，发现措辞语气大有不同。
重设司礼监，用的是确定姓语气，不容置疑的既成事实式语气；而抬举勋贵入廷议，则是酝酿未定的语气。
想了想，这两者比较起来，难度果然是有区别的。司礼监的名声在文官心中虽然比勋贵更恶劣，但重设司礼监却相对要简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