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阅读过清末和民国初年翻译的那些西方科学书籍，你就会深切的体会到西方科学引入中国，以及在中国普及的难度到底有多大。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宋彪这种人居然读不懂这些书籍，唯一的原因便是他的国学根底不足。
像舒高立翻译的书籍大多数都属于英美等国的初高中和中专生层次的教材科目，在欧美属于普及型读物，在中国却变成了精英教育中的特型教育。
所以在民国前期，特别是南京政斧成立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普及化教育，而在南京政斧成立之后，也一直到了抗战时期，中国才有了真正的普及教育。
在整个抗战史中，蒋中正阁下的政斧支出中的第一大项是军费，第二大项就是教育，后者的成果是非常突出的，称之为抗战中的教育奇迹，比如说中等教育，抗战之前的全国中等教育在校生是52万，抗战结束时却达到了126万。实际上直到抗战爆发，国民政斧才开始在各省创立国立中学，开启了国民普及教育的第一页。
这个阶段的普及教育也谈不上是义务教育，却至少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技术工程师、技师和师范人才。
宋彪和荫昌在谈东北新政之时说了很多事情，总结下来就是五件事，一是建立三省金融体系，控制金融权；二是发展农工商，吸引资本创业，实现贸易顺差；三是建立新政斧体系，有效实施和推广新政；四是开垦东北，扩充人口；五是建立国民普及教育体系和广泛的专科教育，创办最好的大学教育。
宋彪在前四件事上都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唯独在第五件事上还未能有任何进展，他一贯觉得要想搞好普及教育，首先还是要搞好教材的问题。
至于教材的事，他说的倒是很正确，对舒高立而言却难免有些尴尬。
宋彪看了看舒高立，见他尴尬不语，就续道：“新政之关键就在于要推动国民教育，所谓国民教育，我以为就应该和英美那样人人都可读书。文言文解释西学，用词过于计较，晦涩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