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拍卖”的“官产”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产业,广东革命军政斧“官产拍卖”的作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并指责革命军政斧“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荡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随后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陷入到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除了这些办法,革命军政斧还想出了“招商承办厘税”(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扩大征收房屋捐税”、“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而除了新增税种外,其它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曰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斧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革命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革命军人一般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三混成旅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由于广东革命军政斧失去了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大元帅府财政部迫于无奈,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陆续发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发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广东商人的抵制。
由于革命军政斧没有了信用,广州米行商人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