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以往的旧教育只是一味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术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以儿童教育为例，这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的。譬如在实验室试验理化，用什么方法，得什么反应，全靠对象的反应教我们知识；若试验者不注意反应全凭主观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化学的试验上还要发生危险。启发式的新教育也是这样，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
“诚如仲华所言。”杨朔铭回想着自己幼时的经历，心底再次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也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答案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的教育其实也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只有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的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国家或时代的不同。杜威先生曾说，中国的教育比曰本更有希望，因为中国的教育方才着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象曰本的教育制度已经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这话是中国主持教育的人都应该十分注意的！”
“仲华这是在说我了。”杨朔铭明白对方说的“中国主持教育的人”是什么意思，不由得微微一笑。
在湖南战事还在进行之际，杨朔铭就已经准备开始在两广及云贵地区实施普及教育，而眼前侃侃而谈的中年人，就是陈炯明给他请来的帮手。
此时，受了杨朔铭赞许的激励，这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