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让我继续飞行，”鲁道夫请求道，“我为您干杯，谢谢，教授，您自己不要喝，不必喝，我还记得您的肝脏不好……”
“确切地说是曾经不好，分队长……”
听到“分队长”时鲁道夫不禁四处张望了一下，他马上感到，丹克已经明白——他感到害怕，还不错，是害怕他这个政治家，恐惧是他自然的心态，鲁道夫明白他的举止是正确的。而说话和行动稍有不慎，将使任何一项事业毁于一旦。
“您发现我在此地多么胆怯了吗？”鲁道夫自嘲地一笑，“我连自己的影子也害怕。”
“人人都会出这种事，”丹克答道。
“鲁德尔上校到我们这里时——您知道这人是多么勇敢——每隔十分钟就走到窗前，看看是否安全。这种情况会过去的，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您什么时候到了这里？”
“3月底……经最高统帅部批准我带走最宝贵的档案文件。我随身带走一部分有关飞弹的资料、新型轰炸机的图纸，一系列有关瞄准系统的设计构思……那里一切准备就绪。”
“在这几个月里，”鲁道夫微微一笑，“您治好了肝病？”
“您看，就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大家从前生活在紧张不安中——所有疾病都是由于神经不安引起的……而在这里我有一批可靠的同事，我们生活得和睦协调……”
“为您干怀，教授，为您心里记得我们的情谊干杯，谢谢。”
鲁道夫津津有昧地慢慢呷着酒，他饶有兴趣地问：“鲁德尔在哪里？”
“他是我们公司的主要军事顾问。保留了他的上校军衔。他常去那里，完全是公开地……他得到了这一切，一个士兵……”
1944年鲁德尔上尉在俄国帮助俄军袭击中[***]队时负伤。他遭到中国战斗机的机枪扫射，被击中了双腿，动了手术。两次手术之后，在瑞士定做了特殊的假胶肢，然后按送到瑞士与西班牙边境的小城阿斯空休养。在那里他重新学会走路，重返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