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公子可不是那种有了钱也装穷的人，而是实在没人家的底子厚实，光是山东的几个大世家，占有的田亩和佃户，几乎能占到山东税赋总收入的五分之二，这还不算他们与商家之间的往来，自家经营的灰色收入，光指郑家，就凭郑须游向我私下透露的，他家的产业，几乎遍布了大家南北，其财富总值，绝对能达到一个天文数字，至少要比一个大唐属国的税赋收入还要高。
这是一次郑须游跟我喝酒聊天时半醉半醒间透露出来的，当然，身为正人君子的本公子虽然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这个惊人的消息，但是我至少能通过观察和私下了解，还有通过进奏院的渠道了解到，大唐的王公贵族和着世家门阀至少占有大唐税赋收入的三分之一。
照贞观二十一年的税赋收入，一共是六百八十五万贯，当然，这只是指大唐百姓的税赋，并不包括各蕃属国的贡献，照这样来看，如果能让大唐所有子民按规矩交纳税赋的话，大唐贞观二十一年的税赋收入至少要提高到一千万贯才算正常。这些官僚，王公贵族，还有士家门阀，简直就是一批攀附在大唐身上的吸血虫，虽然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我是一个有进取心和改革心态，富有革命精神，为了国家大义而能放弃私利而站出来控诉这个社会不公平现象，富有牺牲精神的吸血虫。
苦熬心机，花了很多的时间，总算是大概地完成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唐的税并不重，可以说，农民的税是相当轻的，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赋税制度。它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曰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曰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
其实百姓何以成隐户，这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灾害发生，百姓无衣无食，自然只能卖田以济口腹，这样一来，失了田亩之后呢？只能成为买下其地的地主的佃户，成为了隐户，有的出外乞食，后被勋贵或是世家所纳，成为他们的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