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一是把别人的钱财装进自己的口袋。
孙元起自忖没有短时间说服他人认同自己观点的本领。既然梁启超固执地认为中国需要皇帝，也不愿和他较劲，且由着他去。毕竟难得才见上一回，何必为此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呢？当然，梁启超也不是专程来找孙元起宣传自己“开明君主**”思想的，犯不着为此抬杠。于是两人都退了一步，避开此话题，各自说些旅途见闻，倒也其乐融融。
梁启超找孙元起，除了朋友小聚外，还有就是托他捎些书信、物品到日本和国内。
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委托回乡熟人捎东西回去已经是惯例。早先是没有寄送包裹邮件的民用邮局，只能依靠这种人际关系。等清末有了邮局，大家的习惯一时半会儿还改不过来，老觉得交给邮局不放心，还是朋友亲手送达比较靠谱。而且邮局有这样那样的弊端，确实让人不放心，经历古今两种服务待遇的孙元起就有更多感慨。
首先，信件传递速度太慢，如果你从上海寄信到北京，然后再动身，保证你到了北京，信还没到；
其次，邮费太贵，最普通几页纸的信件也要二十文，要知道，孔乙己“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才不过九文大钱！如果超重，那就更不得了，光绪二十五年邮政总局制定的《大清邮政民局章程》明文规定，“若重十二两（即一磅也）应纳银六十四分（即六角四分也）”；
再次，大物件、运输不便的东西，邮局不收；
第四，贵重物品可千万不能交给邮局，丢件率太高；
第五，**的信件更不能用邮局寄，没准儿邮差比你先知道消息。信还没到你手上，留言已经到你耳朵里了；
……
梁启超要捎的东西，除了信件、物品之外，最多的是稿件。前文说过，他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每月发行两期，作为主编和最重要的撰稿人，每期怎么能少得了他的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