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的，在述说策略前有必要先介绍下这场至关重要的佛道论战。
（一）道教势力的进击
当时，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历数）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两次上书唐高祖李渊，他从儒家伦理出发，认为佛教存在诸多弊端，“与百姓无补”、“与国家有害”，指出佛教拥有自己的寺院田产却无需交税，佛教徒渐多而无需服役，不利于国家的长远统治。
《旧唐书·傅弈传》：佛于西域，言遥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傅弈此举引起了许多道士的附和，诸如李钟卿等人也纷纷著书《十异九迷论》等来提供舆论上的攻势。
（二）佛教势力的反击
然而，面对道教的舆论攻势，佛教中人同样有人挺身而出。当时的高僧法琳素有“护法沙门”之称，面对傅弈等人的责难，他的应对可谓十分完备，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经典反驳效果不佳的教训，直接著书《破邪论》。
在《破邪论》中，法琳论述了佛家与儒家不仅有共同之处，甚至犹有过之，都主张要以五常（佛教中对应的是五戒）来作为行为处事标准，儒家以五常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准，而佛家则甚至把五常作为来事仍可为人的先决条件。他认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舍亲情、君臣等，但是为了寻找众生脱离苦海的“大顺”：
《破邪论》：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沾幽显，岂拘小违。
不仅如此，他还著书《辩正论》对《十异九迷论》进行反驳，可谓寸土不让。
对道家，其实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时期完全不同的态度的。尽管两個朝代间隔时间很短，李渊、李世民等更是曾经在隋朝为官，但完全不同于隋文帝对佛教的狂热，他们选择了尊崇道教、并扶持道家的发展。李渊在位时，便认老子李聃为李唐王朝的祖宗。
武德八年，李渊下诏确定了道教在先、佛教在后的宗教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