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艾格隆自然也毫不客气地吸收参考了。
但是，参考并不意味着刻舟求剑的照搬，“政治”是有时代特点的。
历史上的拿破仑三世，在他蛰伏时期的年代，法兰西已经不是被波旁家族同时，而是进入了奥尔良家族统治的七月王朝时代，奥尔良家族以王室小宗吞并大宗，本身在“道德合法性”上面就岌岌可危，为了给自己的统治找到合法性，奥尔良家族标榜自己走中庸之道，既不激进也不保守，同时试图讨好保王党、帝国派和共和派等等政治势力，更加宣称要保护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阶级调和”已经不需要争论了，拿破仑三世只需要证明自己比奥尔良家族更加愿意、也更有能力搞阶级调和就可以了。
同时，在那一段时期，经过了30-40年代一系列革命，原本欧洲各国沉闷的群众又重新被点燃了，不光是热血激情的大学生们，就连一向对政治非常冷漠的小店主、商人群体，也积极地投身于政治当中，要求扩大自己的政治权益（其直观的表现就是争取投票权）。
英法普就成为了这一轮政治狂潮的典型代表，其结果就是英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宪章运动、法兰西出现多次街垒革命。而普鲁士，则诞生了《莱茵报》和它那个最著名的编辑，最终以1848年席卷全欧的革命狂潮作为结尾。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拿破仑三世不必费心跟别人论证社会主义好不好，他只需要论证自己想要的社会主义才是最有可能实现的就行了。
而艾格隆现在面临的局面却大为不同。
现在是1829年，整个欧洲刚刚走出战火，大革命的火光被刺刀所熄灭、欧洲被神圣同盟的枷锁捆住，而人们也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当中筋疲力尽，几乎丧失了对政治事业的激情。
在这种普遍性的情绪之下，想要照搬拿破仑三世的经验自然是完全不可行的，恰恰相反，如果艾格隆自己鼓吹社会革命的话，反倒会让他陷入被神圣同盟所痛恨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