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师还，并无久镇
”，缘边都督“其在边疆，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参见《通典·
兵典·总序》），和后来的缘边重兵的节度使大不相同。
但是从高宗仪凤年间开始，到景云、开元之际，边疆形势就逐渐发生变化了。唐廷的目
的变成了守住开拓的疆土。从七世纪时期，唐廷对吐蕃连续两次惨败，甚至在仪凤三年
时大将刘审礼葬身青海，损失掺重。从此时开始才“少发兵募，且以备边”，“且令大
将镇抚，蓄养将士”。到了武后时期，狄仁杰更提出“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
自至，然后击之”，认为“当今要者，莫若令边城谨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武威”
。定远以及东中西受降城都是在此时设防的。在东北方面，由于奚和契丹在679年受到突
厥的煽动诱惑，侵袭州县，唐廷于朔方置云中守捉和大同军镇之。特别是自奚和契丹号
曰两蕃之后，唐廷多次调发大军与战，却是每战皆北，于是更加紧的地方边区的军镇建
设。范阳的清来军、威武军以及平卢军都是此时陆续设置的。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由
于当时唐朝内部宫廷政变此起彼伏，所以对外部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
响。此外，就是都督府州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长足发展，使他们势力逐渐强
大起来。
到了玄宗朝设立缘边节度使，正是这一形势的延伸。开元之际，大都护府实际上已经被
八节度使所代替，缘边驻扎数十万镇兵。而且由于四面受敌，唐朝开始收缩战线，对东
北少数民族契丹和奚晋封为王并进行和亲，以腾出兵力对付西面北面的吐蕃和突厥。
而从开元25年（737）到安禄山反叛，是唐朝最难堪的时期，与周边各族四面作战：北有
突骑驰和阿布思，东北有契丹、奚，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