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长久的契合。”王安石说得铿锵有力。
商鞅变法，曾遇到守旧大臣和贵族王公的强烈反对，由于秦孝公重用商鞅而不疑，终使西秦称雄于战国。更多更快章节请到。
唐贞观之初，求治之道，人人议论，纷争不一，而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道德同一，契合而行，车成贞观之治。
唐代宗广德、大历年间，宰相刘晏以平准法理财治国，革除时弊，扭转了“安史之乱”后国弱民贫之状，卒因见疑于皇帝，遭杨炎构陷而死，新法遂而败亡。
就是本朝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新法，不也因为仁宗皇帝的突然转向，导致君臣失契而归于失败吗？
君臣契合，可以与天地同德，可以与日月共明，可以与鬼神合其吉凶，“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的出现，不也是禹、汤、文、武与伊尹、吕望等人的契合所致吗？
可现时的情形呢？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等仍居要津，其盘根错节之力胜于前秦。
朝臣因循苟且，逸豫无为之风甚于晚唐，有志于变革图强的群英同僚，异道殊德，自恃高明，诸家相峙，议论不一，苏子瞻持“熟思后动”之论，司马光持“中和无偏”之论，欧阳修、韩琦仍在张扬着他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主张，都在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年轻的皇帝。
而皇帝稚气未消，治道未专，既无秦孝公之伟器豁达，深谋远虑，也无唐太宗的高瞻远瞩，决断果敢。其求治心切可嘉，其急功近利可畏，“变法”伊始，若不能振聩发聋，改变因循之风，则君臣现时之契合难以保持，若一二年内仍无惊天之作，则君臣之契合必将沦于离心离德。更多更快章节请到。
“先生可知庆历新政因何而败？先生直说无妨。”正在王安石回忆昨夜一番盘算的时候，赵顼笑着又提出了问题。
“因仁宗皇帝背信而败。”王安石直言不讳。
“先生可知仁宗皇帝何故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