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困难。不过家长挺明白事理的。您看呢？”
我说：“别看他母亲没什么文化，又没正式工作，觉悟确实不低。如果拿咱们那些有权、有钱、有路子的，那些专门挖空心思、托人烦窍走后门的人与她相比较，那悬殊可不是差一星半点了！刘老师，对李冬生的分配问题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您说，什么想法？”
刘老师不会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我说：“刘冬生不能下乡！”
“为什么？”
“您想啊，他父亲一个人上班，又有慢性病，常年住院，仅靠他妈妈卖冰棍支撑这个家。他哥哥虽说是城市户口，可那是残疾人，怕是这一辈子也上不了班。不但不能上班挣钱，这辈子还得有人养活着。下边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正上小学。如果李冬生下了乡，势必又会给这个家增加更大的负担！”
刘老师说：“那怕不行吧？总得按政策来吧？”
我说：“政策是死的，我们执行政策的人却是活的。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不替这些无钱无势的穷家长说话，谁还能替他们说话？他妈妈觉悟是高，但觉悟越是高，我们就更应当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
我终于说服了刘老师。
他问：“那怎么操作呢？”
我说：“您是四班的班主任，先由您写一个报告。然后由我拿着这个报告，在分配领导小组开会时提出这个问题，实在解决不了，我找局里去。”
这件事没有我预想的那么难办。在领导小组开会时，大家都说这种情况确实应该予以照顾，但应先到居委会开个证明，再到街办事处、派出所加盖公章。
烈日炎炎，我骑车先到居委会，又到街办事处，最后到了派出所。为了稳妥，我去找了片儿警大刘。
我将证明递给大刘，他看了半天，才问：“他是你什么人？我一猜一个准：他不是你亲戚，那他爸爸也是你的朋友！对吧？上次他到小花园偷柴禾你就玩命保，这回分配你又亲自跑，好傢伙了！你这人讲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