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级管理渐渐走上了轨道，张兰感到欣慰，开始下力气抓教学质量。再优秀的教师，把学生的学习成绩抓不上去，也会被人认为是废物的。张兰不想当这样的废物。就在她这样准备全力冲刺的时候，学校给她派了一节公开教学课。
张兰教了十年中学，公开教学课讲了不知多少堂：校级的，乡级的，县级的，乃至明光市的，等等等等，数不胜数。虽然不能说每堂课都是辉煌的，但是基本上都是成功的，由此获得的赞誉和奖赏也多得不计其数。所以她觉得公开教学课对她来说，是轻车熟路，根本不在话下。
怀着这样的心态，她在教务何主任亲自赶来给她下达通知后，虽然没有掉以轻心，但也没有像有个同事提醒的那样心惊胆战地下大力气准备。她问了几个同事必要的程序后，就大大方方地上了那堂公开教学课，没想到却被定性为一堂“砸到极点的课”。
大家认为她的这节课简直失败到不能再失败的地步，水平还停留在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毛头娃娃的“小儿科”阶段，让张兰威信扫地，后来好长时间内抬不起头来。她从明光市带来的荣誉头衔也成了同事嘲讽的对象，把她郁闷得恨不得死了。
这个结果是张兰完全没有料到的。她认为公开教学课的失败，责任不在她，是东西两地和中、小学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造成的。
可是人家春宵附小的同行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你哪怕是博士研究生，只要这节课上得不符合他们评审的标准，大家照样毫不客气地否定你，不管你的客观原因是什么。这让初来乍到的张兰立马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地位。
而对这种局面，春宵同仁感到一种从心底升起的愉悦：哼，你不是从高中下来的吗？试试看，我们一年级的教学照样能把你拿下马来。由此可见，同行相轻，也就源于此了。
后来的岁月中，张兰虽然不愿回顾那趟公开教学课的前前后后。可是没有办法，她越回避，事情越无比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让她一遍又一遍地想起那个不堪回首的情景……